1. 从优胜美地出发

房车爬上离开优胜美地的山路，我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。还在习惯笨重的车身，还在练习在曲折的山路上平稳行驶。

山口上，我们一前一后两辆房车，靠边停好。回望身后的山谷，晨光已从暖黄变白。阳光刺破云层，晒着我的小臂，也打在花岗岩岩壁上，顺着清瘦修长的瀑布，倾泻到郁郁葱葱的山谷，消失在还未散尽的晨雾中。

我已经不记得来过优胜美地多少次了。最开始，这里只是一个著名景点，一个符号。我读过约翰·穆尔在这里写下的文字，沉郁而灵秀。他在这里的山间看见了自己所寻找的美国精神，并在三天的露营旅程中，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建立保护区。从此优胜美地，成为了美国的一种象征。

然而这些历史离我很远。当我第一次走入这个山谷时，她已是个运作成熟的国家公园。观光车在谷底的单行线上转圈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穿梭其间。房车与帐篷挤在营地，客栈与商店散落在路边。山水依旧秀美，只是自然仿佛失去了力量，成为了被供奉起来的符号。

直到有一次，我和朋友们决定去岩壁之上的山间徒步。四月已经开春，野花洒满阳坡，冬眠醒来的黑熊在树干上磨爪，新鲜的爪印还带着松香。不料山里天气多变，夜里突然下起了大雪。帐篷里的我们毫不知情，直到积雪压垮了帐篷顶，直挺挺地扑在我们脸上。我们从雪堆里爬出来，呆呆地望着这白茫茫的世界。金色的晨光从东方洒下，温暖这一片洁白，不再有花草、不再有溪流、不再有路，也不再有方向。我们只是呆呆地站着，看着，这一夜间变了样的，亘古无言的天地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们在雪地中慢慢寻路，在风暴中艰难地支起帐篷、升起篝火，烤干湿透的袜子、温暖冻僵的脚趾。在所有的疲惫与不适之间，这片山林依旧如此的温润。雪是柔软的，松树是挺拔的，大片大片的花岗岩坚定而细腻。这片天地如此包容着我们：她不会在意我们的生死，但无论生死，她也都会如此包容着。

几天后，我们终于走到了谷底。大片的草甸忽然从花岗岩岩壁间展开，在阳光下泛着金黄。溪流在草甸间蜿蜒，四周的岩壁与大树守护着静谧。阳光洒的我的脸上，有那么一刻让我觉得眼前这片土地，是我曾经遗忘的家园。那是第一次，我在美国这片土地上，有了回家的感觉。

这次，十多年之后，是我和妻子带着儿女，还有从国内来探望我们的岳父岳母、妈妈、大姨和姨父，浩浩荡荡两辆房车。眼前的山谷依旧静谧，而拖家带口的我们，难免匆忙。一路上，我向家人们讲起我所知的关于这片土地的知识。但当我再次看着这亘古无言的天地，我明白太多话，无从说起。

2. 文明的代价

从优胜美地向西，公路在内华达山脉间蜿蜒，然后降落到加州中部平原。地平线的那头是太平洋，而太平洋之前是海岸山脉。两条山脉之间有万亩良田，是加州如此富饶的原因之一。

房车起起伏伏，穿过麦浪，穿过沙丘，如同金色海洋里的一叶扁舟。远方的科罗拉多河引来了河水，浇灌原本干涸的中部平原，浇灌成片的杏树、葡萄藤、开心果树。巨大的机器，成片地喷洒农药和化肥。另一些巨大的机器，则在几个月前成片地种下幼苗。等到果实成熟，巨大的机器成片地摇下果实，再将耗尽的树成片地砍掉。身边呼啸而过的重型卡车，将收割的作物送往工厂，晒干、制备、包装。去掉土壤和生命的气息，打上品牌与广告，销往世界各地，成为货架上整齐的商品。

山间的优胜美地已经消失在了身后。水草丰美的山谷是富饶的象征，也只是象征。北边的赫奇赫奇山谷，同样壮丽，同样由百万年来的冰川切割而成，但因为能够给旧金山储水，一百年前就被下游的水坝淹没在了湖底。眼前富饶的加州平原一望无际，机器、灌溉管线与所有权把它切成了方形与圆形，切成了大地的疮疤，在卫星影像上分明可辨。庄子说，直木先伐、甘井先竭，有用之物先失去自由。而今机器笼罩了人类，统治了自然，又有哪些无用之物，还能逃过一劫。

妻子和五个月大的女儿在房车后面，妈妈坐在副驾。窗外夕阳一片金色，山丘与农田掠过，如同泛黄的照片。十七岁离开家后，这是我第一次和妈妈一起生活，第一次有这么长的时间交谈。近二十年间，我换了城市、换了国家，自己也成为了父亲。夕阳映入车窗，染黄了车里这一段仿佛借来的时光。

妈妈说起她刚去过的欧洲。她在大学里教了几十年的欧洲历史，在退休后第一次踏上欧洲的土地。妈妈说起那些教堂与街道，那些友好的陌生人，那些在异乡偶遇的华人。她说起在瑞士卢塞恩见到的垂死狮子像，为了纪念七百多名瑞士雇佣军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，这七百多名雇佣军，至死保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。指挥军团的英勇少将，一直到上断头台，始终穿着雇佣军的红色军装。石像下刻着，“献给瑞士人的忠诚和勇敢”。马克吐温说，这是世上最悲伤的一块石头。

多年后再次与妈妈朝夕相处，许多年少时纷杂的情绪，在心底翻腾。翻腾起来的，也许是青春期的叛逆，也许是许多不再追问的困惑。不知道是什么，我突然有些激动，语无伦次。路易十六是人，这七百多个雇佣兵，不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吗？既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迂腐，尾生死于桥下是愚蠢，为何忠君的骑士精神不是？再精美的艺术，也无法为奴役正名。为一个虚幻的君主、权力象征而死去，这不是狮子，这是蝼蚁。狮子不会甘于为人所奴役，这狮像，难道不是对自由生灵的亵渎？

语无伦次间，我想起了很多。我想起从十五世纪起的几百年，世上百分之七、八十的白银，从南美流入欧洲皇室，支撑起欧洲文艺复兴的繁荣，留下美洲满目疮痍的山川、白骨累累的矿坑。我想起从十六世纪起，欧洲移民为了用皮草换来这些白银，将脚下这片土地上的河狸与水獭赶尽杀绝，留下一条条干涸的河道、荒漠的山谷。我想起十六世纪的阿尔瓦·努涅斯，一个西班牙探险家，流落于原住民之中，成为了他们的朋友与萨满，却在回到“文明社会”之后，因为不愿意奴役原住民而被王室逮捕。我想起了很多，这些死去的士兵所忠于的秩序与文明，在“新世界”里的代价。

我们都沉默了一会，山丘与农田继续在窗外掠过。妈妈说，我的确没有这么想过。也许每一代人，就是会有每一代人的想法。不过，似乎这世界的主流，一直都是崇拜着权力、崇拜着英雄。

可许许多多的英雄故事，那些国家诞生之前、指引一代代人走上共同旅程的故事，都与权力无关呀。就像《千面英雄》里的千万种变体，是每一个人一生都会经历的生命故事，丝毫不比国王将相的逊色。这些何尝不是每一代人的英雄故事呢。

你看过《万物黎明》吗？我继续说。大卫·格雷伯去世前写的最后一本书。当你说我们这代人时，我想起了这本书，它是带给我们这代人希望的书。算是人类学和考古学结合的一本书吧，它把来自两个学科的证据串在一起，说明不管是何种生产条件，不管是耕作养殖还是建造大型建筑，人们是有能力建立起平等的关系的。作者们想说，我们一直是有得选择的。

妈妈说，听起来的确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。不过文明本身，又是什么呢？也许归根结底，文明就是对人的一种束缚，是一种对原始自由的让渡。从一开始就是如此。

也许是的吧，从农业开始就是如此吧，我说。有的人被束缚在了土地上，被收税、被征兵。有的人征战四方，有的人维护统治。农民供养起国王、士兵和文化精英，支撑起技术、艺术、统治阶级的财富，和愈加不平等的社会。然后人们比原先工作时间更、营养更差，所以贾雷德·戴蒙德说，“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错误”。

也许这样的错误，真的就是文明的代价吧，我看着夕阳下模糊的农田说。

3. 一条大河，两种对自由的选择

越过加州平原，穿过海岸山脉，我们抵达旧金山，再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北。太平洋一望无际，深蓝如墨汁。黑色的礁石犬牙交错，散落在嶙峋的悬崖下。礁石四周湛蓝透亮，如呼吸般起伏。白色的浪花不停舔舐大地，海鸥盘旋，山海辽阔。

几百年前，欧洲移民第一次踏上加州这片土地时，觉得这里如同花园一般。大海、山脉与平原，切割出了多样的生境，滋养了各种生灵。海有海的富饶，山有山的丰盛。山海之间的泄湖上鱼鹰飞舞，河流的入海口里三文鱼洄游。这里也的确是花园，几万年来不同部族以不同的方式打理这片土地，形成人与自然不同的平衡。

继续往北，有条大河叫克拉马斯，盛产三文鱼。克拉马斯河曾是条分界线，分出南北截然不同的文化与生活。这两个区域之间的对比，是《万物黎明》中关于自由最有趣的证据。

克拉马斯河以北，一直到加拿大的太平洋西北地区，最有名的习俗是“夸富宴”。在这些一年一次或几次的仪式上，不同家族的贵族们争相挥霍财富，彰显地位、收取民心。贵族将自己作为通神的肉山，食物、燃料和奇珍异宝从山顶滚滚而下，赠予平民、奴隶和其他贵族们，或者直接浪费掉。这些仪式，与繁复夸张的面具舞蹈、雄伟瑰丽的图腾柱编织在一起，神化着贵族的身份。而维护着自己半神地位的贵族们，常常洗劫周边村落、抢人为奴，自己不从事剖鱼砍柴等日常劳动，认为有损自己的贵族地位。

克拉马斯河以南的加州居民们，民风民俗正好相反。当地有个流传广泛的英雄故事，特别能体现这种相反。从前，有个恶棍称霸一方，奴役周边的村民们。一个附近村落的年轻人，经历艰险打败了恶棍。在最后一刻，年轻的英雄饶了恶棍一命，条件是承诺不再奴役他人。被解放的村民们为了答谢英雄，齐齐为他送行，要帮他把船抬到海里。英雄拒绝了帮助，坚持自己抬船，独自一人踏上归途。

纪念这位孤胆英雄的加州居民们，同样重视平等、崇尚劳作。这里的社会没有明显的阶层分化，重视货币、却不遗留给后人，奉行节俭、尊重个人努力。那些庆祝成人或者成为长老的仪式，不是合理化权力，而是神圣化劳作，把劳作当成通向超越体验、心灵净化的道路。和太平洋西北地区一样，这里也有一年一次或几次的大型聚会，但这些聚会里没有对富足的炫耀，有的是调侃男女、长幼、尊卑等权力关系的戏剧和舞蹈。

最能够解释这种文化差异的，往往是自然条件与生产方式。太平洋西北的人们以捕鱼为业，季节性的捕捉、腌制、熏干需要大量劳动力。食物一旦存储好，吃的时候毫不费力。所以抢夺食物有利可图，保卫食物也必不可少。而加州的人们，主要以橡子为食，采集、保存都很容易，食用时则需要漫长的制备过程。所以抢夺食物没有意义，日常劳作不需要复杂的分工。

然而这种生产方式的差异，却无法由自然条件解释，反而随处可见人们有意识的选择。太平洋西北的贵族们洗劫其他村落时，从来都是抢夺奴隶，而不是食物；抢夺奴隶也并非人手不够，而是贵族坚持不事劳作，同时又无法过度压榨平民，毕竟平民还有在不同的贵族之间选择的自由。于是，为了这种地位的象征，这里的贵族们需要源源不断的奴隶。

克拉马斯河以南的加州，同样有三文鱼等鱼类资源，加州居民们也知道如何捕捉和保存。但除了仪式与节庆，他们不以鱼肉为主食。对于农业，这里的人们也有类似的态度。他们与从事农业的内陆部族有贸易往来，自己也种植烟草用于仪式，但就是不种植日常饮食所需要的作物。

这样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以一条河为边界。与其说是由自然和技术决定，不如说是人们为了自由，作出了不同的选择。

经过克拉马斯河时，我望向桥下宽广的水面，和郁郁葱葱的森林。大河两侧的生境毫无二致，海岸红杉林在微风下起伏，延绵不绝。千百年来在这里生活的人们，以彼此为参照，形成了互为镜像的文化，又在自己的一生中，共同承受失去自由或者捍卫自由的代价。

克拉马斯河流域曾经流传的故事里，许多都像是寓言。比如在一个故事中，有个北方的族群迁到了这里，奴役了一个当地村落。失去自由的村民们被迫养活压迫者，让他们不用劳作，长得又肥又胖。一天夜晚，村民们突然全部逃走，留下对山川河流一无所知的压迫者们，无以为生。

地球的另一边，荣格用罗马帝国讲过另一个寓言，包上了精神分析的外衣，却非常神似。当罗马帝国掳掠了大量的奴隶并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时，每个罗马人的内心，开始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奴隶。奴隶的心理、奴役的氛围，不加区分地进入了每个人的无意识，奴役的人最终也被奴役。

这样的因果轮回，在过去和今天，在地球的那一端和这一端，都还在发生着。一代又一代与我未曾蒙面的人，听过又忘记这样的寓言故事，继续和我一样，做着自己的选择。一代又一代的人需要记得，自己是有所选择的。

副驾驶的妈妈，和车后的妻儿，都已经睡着了，车厢里一片宁静。这一路上的美景之外，是风餐露宿，和许多坎坷与劳作。当有诸多坎坷需要共同面对时，第一次共同生活的一大家子人，尽自己所能相互迁就与照顾。一同在车轮上披星戴月，一同在篝火边灰头土脸，一同分享喜悦与负担。广阔的天地剥去了原本的家庭角色，换来了一段人人平等的集体生活。

越过水草丰美的克拉马斯河，我们继续向北，开往太平洋西北。曾经生活在身后土地上的居民们，追求性别、长幼的平等，将劳作精神化，成全了彼此的自由。而居住在眼前土地的人们，贬低饮食起居、照顾彼此等劳作，也成全了对彼此的奴役。宏大的理念和社会结构，与柔软的家庭、细碎的日常相距甚远，却又总是生活最私密之处的分工，编织起社会的形状，成为了一群人共同的世界。

我忽然记起周梦蝶，那个终日默坐繁华街头的诗人。在《我选择》的开头，他写，“我选择非必不得已，一切事，无分巨细，总自己动手。”曾经读到时，我不知它为何打动了我。现在我想，也许是内心某种远古的记忆，还记得这也是选择了一种共同的自由。

4. “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，那里的生灵也会开始向他们说话”

旧金山以北的海岸山脉上，常常能看见巨大的海岸红杉。这些世上最高的树，暗红的树干，深绿的树叶，不经意间从路边贸然升起，指向天空。

到了洪堡红杉州立公园，我们拐下高速，顺着一条叫“巨人大道”的小路，径直开进了红杉林。穿梭在巨人的脚下，硕大粗粝的树根在车窗外掠过，我放慢速度，摇下车窗。天上细叶婆娑，细碎的声音让林子显得更加安静。小路弯弯曲曲，爬过山丘，越过小河。我们寻找洛克菲勒森林，一片最大的、未被破坏的海岸红杉林。

一下车，双脚就踩上了红色、松软的大地。大地是层层叠叠的树皮，降解成了细细密密的地毯，每一步都搅动起杉木的味道。头顶枝叶遮天蔽日，四周巨树笔直，如教堂里的立柱，撑起开阔的空间，守护静止的空气。有光柱穿过枝叶，穿过林间的薄雾，把林下静默的蕨叶打得透亮。倒下的树干高大如房屋，嫩绿的新枝从半朽的树干上兀自长出，依旧指向天空。林冠层上掉落的粗枝，卡在了树干上，重新与树干融合，像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。生命从地下源源不断地涌出，汇成这一棵棵立柱，和这座生的圣殿。

这条南北四百多英里的狭长地带，是海岸红杉最后的生境。湿润的海风吹向大地，海岸山脉将海风抬起，成为降雨。充足的雨水、充足的阳光，让红杉在两千年的寿命中，笔直而持续地生长。但海岸红杉的保护区并不是一整片，而是切割成了许许多多不同的区域，散落在山脉间。破碎的生境背后，是近两百年来许多力量的拉锯。

原先居住在这里的，是那些崇尚平等的加州原住民。在当地人的信仰中，红杉是神圣的。人们无法砍倒红杉，只能从倒下的树干中取材，筑屋、造船、生火。红杉木轻盈而耐腐蚀，木纹笔直，是建造房屋的好材料。一直到两百年前，这一片区域没有欧洲移民踏足，人与自然的关系千百年来几乎未变。

1850年，附近的小镇上发现了金矿。此时，加州淘金热已经开始，美国本土的欧洲移民后裔，加上从欧洲、夏威仪、中国、拉丁美洲等地新来的掘金者，已经大批涌向了加州。红杉林金矿发现后，淘金者们掉头北上，来到红杉的脚下，并在加州政府的支持下，屠杀、强暴、奴役和驱赶当地居民。这仅仅是当时遍布加州的大屠杀中的一小部分，但对于经历的人们则是灭顶之灾。接下来半个多世纪的杀戮、疾病和同化，大一点的部族，比如Yoruk人，失去了75%到95%的人口，而小一点的部族，比如Chilula人，则完全消失了。

在这半个多世纪里，掘金热慢慢退潮，矿业公司把目光转向红杉。最开始，人们用手锯和斧头，花费几周时间锯倒一棵红杉，然后用牛车将杉木拉到河道和铁路。等到蒸汽机车和柴油车技术成熟，为了让机器们进入山地，人们开始皆伐，砍倒路上所有的红杉。于是成片的红杉林倒下，成片的山头变为荒原。在机器的轰鸣中，那旺盛的生命力，再无法从地下涌起。

也许不管是任何时代，在红杉林里静静待过的人都能明白，这些巨大生灵的意义，远远不止它们身躯所对应的经济价值。到了20世纪，许多见过红杉林的人，开始以各自的方式为保护区奔走。有画家借助自己影响力筹钱、游说，促成了加州第一个州立公园；有政客通过贷款购买私人土地，捐赠给联邦政府；约翰·穆尔等人成立的高山社，和民间组织保护红杉联盟，也开始在政府、企业和居民之间斡旋，寻找如何保护红杉。

在这些人的努力下，到了20年代初，加州逐步成立了五个保护海岸红杉林的州立公园。60年代，民间社会的生态意识觉醒，科学界也逐渐明白，保护一片森林需要保护一整片流域，才能有效地停止水土流失。在各方的支持与游说下，联邦政府在68年成立了红杉国家公园，又在10年后增加了近一倍的面积。

然而想要保护的始终是少数，更普世的动力还是致富。在经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美国经济腾飞，建房拉动了对木材的需求。此时上场的不再是手锯、斧头和蒸汽机车，而是链锯、柴油机和履带推土机。60年代的时候，90%的红杉已经消失了，赚饱了的林业公司游说政府，继续着砍伐。虽然有了这许多的保护区，但它们是孤岛般的避难所，在一个相互连接的生态系统中，无法独立存活。

相较“旧大陆”许多其他地方，红杉林开发与保护拉锯过程很特别。在中国、日本，甚至南美洲一些原住民聚集的地方，常常是中央政府主导开发资源，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则试图保护自然。但对于红杉林，支持保护的常常是远方的各界人士和联邦政府，反对保护的则是当地居民和政府。这是因为那些真正的定居者，那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们，已经和红杉一样，所剩无几了。红杉林失去了本来会保护她的人，取而代之的是为了淘金和伐木而来的移民。而这些人们，还未成为真正的定居者。

出发前的几个月，我一直在读加里·施耐德的文字。这个出生在大萧条时代的诗人，在西海岸山林里生长，看见了林业的扩张，与另一种生活的逝去。在他眼中，为伐木而来的移民，是这动荡世界的缩影。“现在，许多在这星球上生活的人，并不是真的定居者。他们远离了自己的家乡，从祖辈的土地上迁走，从农村搬家到城市。去加州挖金子，去给输油管打工，去给在伊朗建房的比奇特尔公司打工。“而那些世代扎根在土地上的人们，”农户、猎户、山民，几个世纪以来被轻蔑、被嘲笑，被城里的统治精英们以税收压榨。对于‘种粮食’所需的复杂、专注和富有创造力的智慧，知识分子们一无所知。”

施耐德记得童年时偶遇的原住民老人，身上带着自己和祖辈从来没有过的，关于周遭世界的记忆。那是一种他向往的记忆，“美国白人或者欧州后裔的传统，我无意以之作为自己的身份；我以我和此地的关系，定义我自己。”然而此地又是哪里？此地的生灵有哪些，彼此关系如何，又缘何进入我们的心灵？千万年以来，每一个地方的人以自己所有的理性、感性、智力、灵力去理解“这里”。无数代人因此而体验过的世界，随着这些原住民的逝去，消失在我们心灵之外。这整个逝去的世界，人们无法以之作为保护生灵的原因，转而寻找可持续发展、观光甚至健康等各种有用之处，让最后的红杉得以存活。可这些有用之处，在许多年代里，却是那么的无关紧要。

美国资本主义黄金三十年后，是七十年代经济衰退。到了八十年代，海岸红杉林只剩下了最后5%。随着经济活动减缓，当地最大的伐木公司，太平洋木材公司，已经不再实施皆伐，转而以可持续的方式间伐。但这也意味着，其中有额外的利润可榨取。于是八十年代末，一个远在德州的富豪Charles Hurwitz，这个年轻有为、善于找漏洞、狙击低价公司的对冲基金经理，迅速收购了太平洋木材公司股份，并将其吞并。公司到手之后，Hurwitz重新启动皆伐，要把原本计划100年间砍伐的红杉林在20年内砍光，以偿还吞并公司带来的债务。

成片的红杉林再次倒下，成片的山头再次光秃得只剩砂石瓦砾。山体在暴雨中滑坡，泥石流汇入河流，吞没山脚下的村庄。联合国已将红杉林作为世界遗产，又将它作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，然而这些名头都无助于红杉的幸存。不同于生态意识第一次兴起的20年代，此时新闻以光速传播到各地，远方成为了这里。当初介入环境保护的是社会精英，有的为了审美、有的为了科学、有的为了持续开发。而这次行动起来的是全国各地的年轻人，读了Rachel Carson的《寂静的春天》、Edward Abbey的《扳手帮》、Aldo Leopold与E. O. Wilson的生态学理论，听过了许许多多的道理，也不再需要道理去保护这些远古的生灵。也许是这些不再笃信上帝的年轻人，却也不再羞于直面其他生命的神圣，开始为了红杉自己而行动。

抗议活动在加州此起彼伏，汇聚在了90年的“红杉之夏”。抗议者先是用钢钉插入树干，阻止伐木工人使用电锯。随着一位伐木工人受伤，抗议者放弃了这样的手段，而直接用身躯阻挡机器。有一天，活动组织者Judi Bari与Darryl Cherney在旧金山附近筹备活动时，一个炸弹从他们的车中爆炸，重伤Bari、轻伤Cherney。FBI没有去调查伐木公司，而是逮捕了Bari与Cherney，试图证明两人制作炸弹，而在运输过程中不慎炸伤自己。最终因为缺乏证据，又不得不释放了两人。

这场汽车爆炸案触动了社会各界的神经，对红杉林的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继续发酵。活动者们开始“坐树”，坐在红杉的树冠中，以阻止伐木。最长的一次是在1997年，为了一棵名为Luna的千年红杉，与周遭一小片还残留的红杉，逃避皆伐的命运。年轻的活动者Julia Hill爬上了Luna，在上面一呆就是两年多。这两年间，另一位活动者David Chain，在组织伐木中被砍倒的红杉砸死，无人知道是过失还是谋杀。而Hill一直呆在树上，直到太平洋木材公司同意不砍伐Luna与周边的红杉，并将近万英亩原始森林卖给联邦政府，换取近五亿美元纳税人的钱。官司缠身的太平洋木材公司，在Hurwitz赚饱了之后也无树可砍，于是在2007年宣告破产，留下许多失业的伐木工人。

在这场漫长的拉锯中，加州州立公园与国家公园逐渐开始联手，将这许多个分离的保护区统一管理。经历了许多灾难与斗争，皆伐已不再被人们接受，保护基本成为了共识。这最后5%的红杉，算是留了下来。

但红杉林的故事还没有结束，也不会结束。2017年，特朗普上台后，将17个保护区从联合国生物圈保护区中撤出，其中就包含红杉林。下一步会是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

比尔施塔特1874年绘制的红杉林

在洪堡红杉州立公园，有一个小而温馨的访客中心，展示红杉的进化过程和生态角色，也纪念当地从砍伐到保护的历史。门口展示着一个巨大的红杉横切面，一圈圈的树轮上，标记着这棵红杉经历过的时代：一千多年前牛津大学建立，然后巴黎大学建立、成吉思汗征服波斯、明朝建立、文艺复兴开始、印刷术发明、科尔特斯摧毁阿兹特克帝国，一直到二十世纪红杉林公园的建立。

访客中心里，我和几个友好的工作人员聊天，询问周边值得的去处。他们几乎全是退休的老人，作为志愿者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们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去处，讲着讲着就掏出一张最适合的地图，转过来面朝我，自己倒着在地图上标出每一个转弯，甚至具体一棵树的位置。等我转过头去，他们又用同样的热情向其他访客介绍，这片自己熟悉如手心的土地。

施耐德记得在70年代时，一个克罗族的老人说，“我觉得，如果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，哪怕是白人，那里的生灵也会开始向他们说话。那些生灵和古老的力量没有消失，它们只是需要人们呆在那里足够久，这些生灵就会开始影响他们。”

人类的社会里，对财富和权力的渴望会永远存在，资本的意志、机器的意志也会继续驱动着一代又一代脱离了土地的游魂们。然而大自然，一如既往地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运行。当红杉在两亿年前第一次出现在地球上时，恐龙还未称霸海陆空，人类的祖先是状如老鼠、在夜间捕捉昆虫的小动物。红杉有足够的耐心，这些生灵们有足够的耐心，等人们在一个地方呆得足够久，等我们这一代代移民们真正定居下来，向我们说话。

也许有的人会听见，有的人不会；但也许这并不重要。在红杉漫长的一生中，想必见证过不少被贪婪与无知裹挟的人类文明。在文明的废墟里，生命会再次涌出，交织着指向天空，如同一条河流汇入另一条河流。

5. 真正的旅程

离开红杉林继续向北，俄勒冈的海岸线在眼前展开。人烟更稀少了；海岸线上无尽的开阔与荒芜，时不时一座孤独的灯塔。

越过俄勒冈，我们进入了华盛顿。太平洋西北地区，乌云多了起来、阴天多了起来，河流和滩涂也多了起来。路过大桥、路过卵石滩，也路过一片片湿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湿地里蓝绿色的草甸连片，大地仿佛是只毛茸茸的巨兽，匍匐在水中，蜿蜒到天际。

这里和加州北部一样，地处西风带，吹拂着太平洋来的风。山脉将风中的水汽抬起，化作云雨。地球昼夜不息地向东转，赤道的信风不停地向西吹。信风的两侧是西风带，反过向东吹，从大海吹向大陆的西海岸。在西风带的高纬度，还有高速气流，从热带流向高纬，在平流层形成一条条高空中的河流。一条叫“菠萝特快车”的大气河流，把水分从盛产菠萝的夏威仪，一路送到华盛顿州，变成了冬天的阴雨绵绵。

此刻是盛夏，海风温暖，我琢磨着海风中有没有菠萝的味道。哪怕是盛夏，卵石滩的青灰色、草甸的蓝绿色，在阴天里也有些冷冽。日升月落依旧，无尽的公路在乌云下铺开。只是太阳沉入海中时，夕阳不再毫无悬念地灿烂。偶尔金色的余晖从身后打来，一路染红到天际，反倒让我格外振奋。

漫长的旅途中是需要这样的振奋的。旅途中有许多意外，天气、路况、车况，也有许多劳作，扎营、生活、做饭。这些疲惫让我变得麻木，而麻木消弭在这广阔天地中，竟有种奇异的安详。开车行驶在路上，车后的家人们睡着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在麻木的脑海中撑开了一条缝隙，透出平静的天空。握紧方向盘，瞥一眼左手边的大海。烟波一望无际，半行海燕，半排浪。时光就这么凝固在黄昏里。

不过大部分时候，坐在副驾驶的妈妈会努力醒着，和我聊天。

五年前，妈妈从大学退休了。当了几十年的大学老师，谈话里依旧全是学生们。我听她说着，那些刚上大学的青涩孩子们，如何一步步走上社会，走上自己的路。妈妈细数着的几个学生，是那些最需要帮助的。她说着，自己如何帮助他们走出自卑、自负，如何解开心里的郁结。而许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学生还和她保持着联系。那些异国他乡的礼品和消息，是她节假日里的温暖。

时不时地，妈妈也提起职称和评估、科研和发表文章，那些大学老师需要做的“本职工作”。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大学，对学生的帮助和教育，都不是评估体系中对教授们的要求；然而我明白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些才是她作为老师的骄傲与寄托。她在意的甚至不是学生的学业，而是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，更舒展、自在和善良的人。

妈妈提起了几次“善良”。我问，她看着长大的那些学生们，还有与她同时经历人生的同学和同事们，什么样的人走上了什么样的命运。她想了想，说起许多不同的人生故事。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，一直笃定地要证明自己，最终当上了校长。他同寝室的男生，出生在大城市，受同学们羡慕，但自己无欲无求，最终也游离在这架权力机器之外。一个发奋要当高官的同事，不惜贷款打点关系，最终在中央做到了高层，却不免在卸下防备时倒出一肚子苦水：自己把下属当走狗，那自己也就得给更高的官当走狗。于是那些羞辱与嫉恨，生生不息地成为欲望的燃料，铸成权力永无止尽的路。

也许这世界从来都是这样，大多人的愿望都会实现，我说。求仁得仁，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心里种下了什么愿望，不知道愿望实现的代价又是什么。

其实我想问的是，我接着说，是不是那些善良的人，往往会有更少的机会，而这个社会的资源与权力，更容易倾斜给不择手段的人。美国似乎是这样的，大概也是开放竞争的公平结果吧。这几十年，你看见一批批在中国走向社会的年轻人，也是这样的吗？

妈妈说，也许是的吧。那些真正想要达成目标、不顾一切的人，确实更容易获得自己想要的吧。然后我们沉默了一会。我知道这样大而化之的问题，并没有答案，能够表达的只有自己的情绪。

一会过后，妈妈说起了年轻时候的自己。她是那个年代少有的高材生，年纪轻轻就在学术上有了不错的成绩。她不擅长拉帮结派，不会搞关系，但有时在权力斗争中，反而因此获得了不同派系的信任。不过，在每一次选择的时候，她都没有去争取更高的位置、更多的权力。妈妈说，这么多年，我仿佛一直在自我边缘化。语气里，我分不清是惋惜，还是释然。

我想说，也许因为对你更重要的，是尊严和自由。我想说，也是一次次这样的选择，才成为了你，成为了部分的我，成为了我们短短一生中许多值得的时光。但我没有说出口。也许是青春期的疏离凝固在了时光里，也许是和千千万万中国家庭一样的不善表达情感。那些善意、理解和爱，总是宿命般地留在不言中。

窗外灌丛与草甸交替掠过，远处的山丘和麦田徐徐展开。车里的音箱放起了腰乐队的歌，我告诉妈妈，这是首我在大学时爱听的曲子。这几个云南三线小城市的中年人，组了个自我边缘化的乐队。但他们多年前唱出的句子，让远渡重洋的我依然记得。

当通往大结局的路啊 正踏平所有的祖屋和田野

快拿出力量 去桃李芬芳

去社会栋梁 去掀起权力财富的巨浪

去担负起 自家的兴亡

去变成大人和大人物 变成一个

只有钱才可以影响到情绪 的臭傻逼

你大概会挂得很无奈 但是对于亲友团的颜面

以及统治阶梯的审美观 算是有交代

麦田从远方来到了眼前，把我们包裹在一片青翠之中。妈妈含蓄地问起我对未来的打算，我的职业规划。我说我也不知道；我不知道还没走过的路又该从何规划。我想，她是担心我在这陌生的土地上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，却又不知该如何问起。而她的儿子，在另一片国度、另一个时代、另一种生活里，只能以自己的方式，找到自己的归宿。

离开家许多年后我明白了，要获得权力、财富和名气等东西，最重要的是对于它们的欲望；而我，尽管有时会羡慕那些笃定执着的人，却没有那燃烧的欲望，始终散漫着。有那么一刻，一种孩子气的愤懑涌上心头，对世界、对自己，对在我之前就自我边缘化的父母。我想问妈妈，那些你坚持的善良、尊严和自由，在你看到一代代学生步入社会之后，你后悔过吗？也许我想问的，是关于我自己；然而我也不知道，该如何问起。

车厢后面，妻子一边在给女儿哺乳，一边和儿子唱着《送别》，清脆的声音穿过引擎的轰鸣声传到驾驶舱。如今轮到我，已身为父亲的自己，去想象儿女以后的人生，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这流沙般变化着的世界里。和我父母一样，去希望他们自由和幸福，不被身外之物所裹挟。去希望他们，在人群中、在旷野里、在千百种幻象间，追寻又失去，而永远有一个能回到自己的内心。然后一次次地放下、一次次地出发。

我也只能希望。因为对于他们生活的未来，我一无所知，也永远不会抵达。也许某一天，我的希望也会变成他们的愤懑；也许某一天，我也会同样徒劳地担心着，他们在这世上的位置。等到那一天，我会再次不知该如何问起。可能我们从来能做的，只有自己多一些勇气，并希望身边的人也因此多一些勇气。

绿油油的麦田之中，溪流蜿蜒。我想起温德尔·贝里，那个一生关心粮食和大地的诗人，写的一首短诗：

也许当我们不再知道该做什么

我们才来到真正的工作前

当我们不再知道该往何处去

我们才踏上真正的旅程

未曾困惑的心智不曾真正运转

受阻的溪流才会歌唱

不知该往何处去时，脚下的大地，就成为了此刻该在的地方。真正的旅程里，劳作会有、美景会有，陪伴也会有。